《21世纪》：在你看来，目前中国就业难的问题集中在什么方面？

蔡昉：中国目前主要是结构性的就业困难、结构性的失业。

结构性的就业难，即求职者的能力，跟经济发展、产业结构升级等创造出的岗位，不相匹配。大学生就业难，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就业难，是因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达不到要求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，在数量上可能是匹配的，但结构上并不匹配，这就是结构性的失业问题。

城镇就业困难的人员，过去我们把他们称为“40-50”人员，也是一样。他们年龄偏大，受教育程度也低，没有技能，身体也不好，不适应很多岗位，他们也是结构性失业人群。

除了结构性失业，还有摩擦性失业问题。有人在招工人，也有人在找岗位，但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强大到，把所有要找工作，要招工人的人匹配在一起，它有摩擦。

《21世纪》：如何解决这种结构性、摩擦性的失业问题？

蔡昉：结构性、摩擦性的就业困难和失业，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现象。过去缺岗位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、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、政府公益性岗位来解决。但要创造一个特别好的市场环境，解决人力资本匹配的问题，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无摩擦问题，这需要制度建设，需要体制改革，需要的东西就多了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并不能马上使上劲，但仍能做一些改善。首先，政府要发展就业的公共服务，搭建各种信息平台，让岗位需求和岗位供给的信息充分地流动。

再一个，技能与岗位不相匹配会永远存在，当技能和岗位不匹配时，需要转岗；要改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，需要再培训。这种培训，虽然不一定要政府经办，但政府需要介入，需要扶持。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