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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普通家庭的李炜，根本没有财力去支持这个不能给他任何承诺的实习机会，“这次实习对我来说造成的伤害，比以后的求职还要大”。
2013年春节过后，李炜开始在网上搜寻工作机会，中国银行、中国人寿、民生银行、中信银行等的招聘，他集中投递了简历，结果无一例外，都被用人单位给拒了。
后来，他还报名参加了“国家公务员考试”。据他回忆，那段时间，周围同学找工作已进入白热化状态，看到其他人在考，自己又不想浪费时间，遂有此举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
李炜所在班级共有54名同学，初步统计，考上研究生的有3人；还有超过一半报考了公务员，大多扮演了“炮灰”角色；有的人在外地媒体实习，未能转正；有的人找到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位，后发现当地条件实在恶劣，想毁约却忌惮于合同中规定的3万块违约金，犹豫不决中；还有的人家里条件不错，托父母关系找了家企业办了接收手续，现在在家待着天天刷求职网站，等着一个更好的职位从天而降；甚至有的同学，为了满足辅导员要求的6月2日前必须上交三方协议的最后期限，借用同班同学创业时刻的单位公章，盖满了全宿舍的同学的就业协议。
李炜就读的广播电视专业共有三个班级，总共160名学生，在6月底，大部分人都已上交了盖好了接收单位公章的三方就业协议，这也就意味着，他们都是“已就业”应届毕业生。也就是这家学校，在去年还被教育部评为促进就业的典型。
然而，在实际的求职过程中，重庆A学院的毕业生们，作为普通院校的一员，由于缺少985、211名校的光环护体，在这个被称作是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中，被沦为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。
李炜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的一次面试经历：他从重庆坐火车，到北京参加位于金融街的一所地方公司的面试，这是一场群体面试，一圈坐了12个应届毕业生，按照毕业学校排序。从第一到第十一，最不知名的是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，而毕业于重庆A学院的李炜，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位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