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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《大国大城》中提出“在集聚发展中走向平衡”的策略，因为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，人才与资本流向大城市都是为了更高的回报率，这并没有问题。那么中小城市就可以随着大城市的发展而配套发展相关产业。比如随着大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，就会产生近郊旅游等方面的需求，那么中小城市就可以大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旅游休闲观光产业、生态农业等，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。所以大城市首先要通过不断增强集聚效应来提升城市生产力水平，从而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。
成都日报：产业是城市经济的灵魂。当前和今后，成都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，更好地强化首位城市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？
陆铭：第一，成都要结合自身条件，包括地理位置、历史条件、产业基础和优势、文化底蕴等考虑最适合发展的产业方向。据我多次调研成都的观察，我觉得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，旅游资源丰富、人文资源丰富、休闲文化独具魅力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是有巨大优势的；第二，成都适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。成都远离海岸线，如果产品靠海运，成本就比较高。但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可以通过航空运输，典型的如英特尔若干年前落户成都，其产品就是科技含量高而体积比较小。尤其成都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多，人才储备丰富，很适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。总体上讲，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，作为西部经济中心，引领带动区域协调经济发展，我认为是大有可为。在此过程中，我认为成都需要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、具有深厚潜力的产业，不要为了短期的GDP增长，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。
成都日报：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，最佳的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，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如何优化完善城市治理，以助力城市集聚效应、规模效益不断自我强化，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最佳规模不断提升？
陆铭：首先，从城市规模的理论分析来看，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比较。从静态角度看，在特定城市发展阶段的前提下，人类的技术水平与治理水平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，这种情况下，一座城市的规模就是由人口的规模来决定，它也决定着这个规模带来的好处和坏处，且二者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。好的一面，我前面也提到是可以发展规模经济，坏处就是带来污染、拥堵等“城市病”问题。
但从城市人口规模的动态发展层面看，很多东西是在发生变化的。首先，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会使一个城市在集聚过程中好处增加，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开端是制造业驱动的，这个阶段城市对人口集中的要求程度还不是特别高，会加重污染等城市病；当城市经济到了以发展服务业为主的时候，城市规模扩大后的不利因素会减弱，因为服务业碳排放小，这就是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。
其次，我一直强调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问题，是与技术与管理条件的变化相关的。从动态的角度解决特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地铁等轨道交通来解决。成都目前也处于这一阶段，当地铁规模成网后，拥堵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。总而言之，特大城市治理，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，就是从供给侧提供新的技术、新的城市治理办法、新的基础设施。
最后，对于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而言，还有一个比较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科学的城市规划问题。成都在建设天府新区时，应更加重视规划的作用。第一，要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布局，切实增强联通联性，逐步降低通勤成本，增强新城活力。以通勤时间的短，来弥补空间上的远，增强新城的活力。第二，坚持产城融合发展，缓解职住分离的问题，产城融合要做到产业经济、居住环境、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发展。第三，在新城规划初期，规模密度不能太低，因为公共服务与居住环境的好坏，都与区域人口密度规模大小相关。在《大国大城》中，我专门有“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”一节论述这个问题。我认为成都市提出的加强城市慢行系统建设，畅通城市微循环，在新城规划中也应该有所体现，新城需要交通主干道，但更需要的是高密度的小街区，密的窄马路。
本报记者 陈伟 陈宇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