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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,珍藏着一面“中国夷(彝)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”队旗。它见证了一段彝海结盟的珍贵历史,记录了红军和彝族人民的深厚情谊。
借道“畏途”闯出绝境
1935年5月,一路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,又几乎陷入了与太平天国“翼王”石达开一样的绝境:前面有大批国民党军迅速集结,进行截击;后面有10万国民党军尾追而来,分几路对红军进行夹击。中央红军要想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,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。
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乡的彝海结盟纪念碑
当时,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,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,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大路,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,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,由此渡过大渡河;另一条是小路,从泸沽过冕宁,经大桥镇、拖乌,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。
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,所以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围追堵截。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,为了避开强敌尽早过河,决定走小路。
随后,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朱德发布了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,宣传红军宗旨,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,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,打倒军阀。5月19日,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、聂荣臻为政治委员、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,准备借道彝民区,抢先渡过大渡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