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珍藏着一面“中国夷（彝）民红军沽鸡（果基）支队”队旗。它见证了一段彝海结盟的珍贵历史，记录了红军和彝族人民的深厚情谊。

借道“畏途”闯出绝境

1935年5月，一路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，又几乎陷入了与太平天国“翼王”石达开一样的绝境：前面有大批国民党军迅速集结，进行截击；后面有10万国民党军尾追而来，分几路对红军进行夹击。中央红军要想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，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。

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乡的彝海结盟纪念碑

当时，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，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，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条是大路，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，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，由此渡过大渡河；另一条是小路，从泸沽过冕宁，经大桥镇、拖乌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。

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，所以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围追堵截。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，为了避开强敌尽早过河，决定走小路。

随后，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朱德发布了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宣传红军宗旨，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，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，打倒军阀。5月19日，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、聂荣臻为政治委员、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，准备借道彝民区，抢先渡过大渡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