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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对这种大学价值并不陌生。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大学校长都做过精彩的阐述。比如，蔡元培倡导的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、梅贻琦强调的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、张伯苓推许的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……这些熠熠生辉的教育思想，超出了个性的层面，指向学校、教师、学生乃至社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共同愿景。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，但这种质的层面之愿景属于只能不断接近的目标。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即便只是重申这些观念，也足以引领大学前进的方向。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有些汲汲于改革创新的校长同时认为，不折腾也是最基本的教育规律。
在治理层面，真正塑造出这样的共同愿景，难度是综合性的。对学校管理而言，必须同时运用理性和文化两种力量，在遵从科学管理规律并研究人文熏陶的基础上形成治校方略。从现实来看，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素养和社会影响力是一流的，但作为教育管理者的能力储备有结构性欠缺。一项对112所“211工程”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，教育学背景的校长仅占4.3%，尽管87.2%的校长认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，却只有38.3%的人自认做到了这一点。
实际上，在一个知识爆炸、互动爆棚的时代，学校要提供更多服务，社会期望也在不断增加，校长们面临新的诉求和新的责任。和前辈们的苦口婆心、耳提面命相比，今天的大学校长可能还要降低一些姿态才能引起年轻人听的兴趣。他们要谈论的话题范围更大，对舆论的反应速度也得更快。比如，学生们对一些校长有亲近感，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架子，幽默有趣，非常健谈，更在于他们在学校管理上也有敏锐的洞察力，“学生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校长信箱写信，甚至可以直接跑到校长办公室反映，一般很快就得到回复”。
从这个层面讲，学校领导者适度地释放个性和情感力量，对学校的组织管理文化不失为一种激励，它和制度管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。甚至可以说，制度本身也有一种形象，需要示范和引领。只要奔向共同的愿景，个性鲜明也好，持中守正也罢，都是可以接受、值得尝试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