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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风险管理不严密，难以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国内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去杠杆、降产能、挤泡沫的过程，个别企业停产歇业、大股东和大客户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特别是当前风险跨市场、跨机构传导特征越来越明显，单家农合机构的风险容易传染到多家农合机构;单个风险可能演变为多种风险，导致流动性风险、信贷风险、信息科技风险、操作风险、市场风险、声誉风险彼此交织，相互叠加，共振放大。各农村金融机构多为法人层级低、资产规模小、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机构。整体来看，这些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面临严峻的考验。
五是农村信用不透明，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规模和提高服务质量。在农村地区，农民、小微企业对内信息真实与对外信息不真实的现象比较普遍，陌生人之间信用信息“刚化”程度不高，农村信用评级与征信工作普遍不到位。因此，在农村信用水平较低，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，农村金融机构放款意愿大大降低，各农村金融机构规模扩张动力减弱，服务质量难以提高。
《农村金融时报》：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应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?
周高雄：一是要以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任务，回归农村金融的本质：农村金融资源完全为“三农”和小微企业服务。二是要以践行普惠金融为总方向，让农村经济实体享受到国民待遇：融资不太难、融资不太贵。三是要以政策扶持为引导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扎根乡土，服务乡土。政府及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财政与货币政策手段，通过财政性贷款贴息、政策性融资担保与保险等多种方式，形成合理、健全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，激发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支小的内生动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