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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，主要有三个要点，一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、家庭成员为出资主体并承担责任，二是家庭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，三是对种植养殖适度规模的要求，比如种植面积要在50亩以上。
至于是否需要农村户籍，存在很大争议。今年初，成都市农委集体经济组织指导处撰写调查报告时，仍将农村户籍作为家庭农场的必要条件，据此统计出来的数量为833家。
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，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，成都形成了成熟的土地流转制度，早在几年前，城里人下乡租田种地就不是新闻了。换句话说，具有城市户籍的规模化种植养殖者，是事实性存在，且数量不小。
目前申领到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的城里人不多，刘成钢是其中一个。他和妻子自2008年起就在大邑县租地种菜，于今年3月“转正”。“对城镇户口有较高门槛。”刘成钢介绍，大邑县要求必须经营满3年，且流转土地时限不低于15年。他这样揣测当地政府的谨慎态度：“家庭农场引导创业者关注农业，但也要防止有些人一时头脑发热，‘圈’了地不种，或种上一两年跑了。”
他认为，如果对农业缺乏敬爱之心，不能扎根农村，通常搞不长久。这几乎是记者所接触的“持证”农场主的共同特征，与户籍无关。
彭州市现有“持证”者42家，一个显著特征是，多数为在外打拼的农民返乡创业。“对普通农民而言，如果流转土地百亩以上，投资大不说，能否玩转市场也是问题。”彭州市农发局吴昭明分析说，该市种植30亩以上的大户有700多个，积极开展注册登记的确实以“新农民”为主体。
军乐镇朝阳村“农场主”吴加宁，曾在成都搞个体，从事楼宇监控设备等销售。新津新平镇宝墩村的杨波，回到农村前是中铁二院的一个工程经理，崇州道明镇斜阳村的詹天兵则是通威集团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。
